五十二岁的浅田（化名）是一名居住在日本丰岛市的卡车司机，2006年10月在家中上吊自杀，十二天后才被闻到异味的邻居发现。警方的调查显示，浅田在死前一直受到高利贷的困扰。奇怪的是周围的邻居竟然无法确定死亡的就是浅田本人，因为他们与浅田仅仅偶尔在楼道里擦肩而过，几乎没有说过话，实在难以认清他的面孔。
按照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从平成十年（1998年）以来，日本每年自杀者的总数都要突破三万人，平均每天有约100人自杀，自杀死亡的日本人超过了交通事故的五倍。而自杀未遂的人数还要在这个总数的三到五倍。这些人的构成五花八门，既有潦倒街头的无名流浪汉，也有道貌岸然的政府大臣，连日本派遣到伊拉克，一枪未放被戏称为“静坐部队”的少数自卫队员中都连续发生了七起自杀事件。近年来，日本媒体甚至报道过象安倍晋三和小池百合子这样重量级人物自杀未遂的传闻。
日本的自杀率在世界各国中高居前列,自杀一直是日本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说起来，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激烈变革的国家，由于福利制度不够健全和难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自杀率通常比较高。日本是发达国家，社会尽管存在萧条却还算稳定，特别是其对弱势群体的福利制度在世界各国都可称优越，按理来说不应该是自杀率很高的国家。然而它的自杀率的确居高不下，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呈现变本加厉的情况。
那么，日本的自杀率何以如此之高呢？
2006年，日本的非政府组织“自杀对策支援中心”对日本的自杀人群进行过详细的调查，发现日本的自杀者有53.5%选择了象浅田那样在自己家中自杀，而且选择最多的自杀方式是上吊。
这都与目前世界自杀问题的总体状况有些不同，可见，日本的自杀问题，的确有自己的特色。
按照一些西方人士的看法，日本的自杀现象如此严重，与其传统文化有很重要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美军惊讶地发现日本兵在毫无胜利希望的时候大多选择自杀而不是投降结束战斗，以至于海军名将尼米兹困惑地说道：“看来他们就是吃不惯我们俘虏营里的冷冻鸡蛋”。这段历史给了西方人一种看法，即认为日本民族不重视生命，视自杀为常事。
事实上这样说对于今天的日本人有些不公平，一次笔者乘飞机遇险，落地后忽然后排传来大声的欢呼，回头看去原来是一群日本游客在涕泪交流。可见今天的日本人对于生命也是很看重的。二战时日军的变态行为，与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贫困艰难的日常生活有着深刻的关系。
不过，这种说法也不是全无合理之处。在国际卫生组织WHO精神保健部工作的何塞.贝托罗蒂博士根据他的统计指出，“在日本，自杀似乎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尽管自杀的直接原因多是过劳，失业，破产等，但（日本）也存在把自杀视为保护自己名誉，承担责任这样的伦理规范。”而伦敦的《Economist》杂志2008年5月3日，在评论日本的自杀事件时写道 – “日本人把自杀一死视为一种自豪的举动。”“日本社会对于失败和破产视为极端的羞耻，并且基本不考虑给其东山再起的机会。因此，他们将自杀看作勇于面对命运的正面行为。。以佛教和神道教为主体的日本宗教系统，也不同于坚决反对自杀的伊斯兰教，对自杀持中立态度”
2008年4月23日，一名日本女学生自杀，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平时虽然经常有自杀报道，但公众反响并不强烈，这次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这个女生使用了厕所洗剂和洗涤灵混合，制造硫化氢毒气自杀，结果造成周边邻居的90人中毒入院。日本舆论并没有过多惋惜自杀者，却异口同声强烈谴责这名自杀女生“没有公德”的行为。由这一件事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对于自杀的态度。
浅田等不幸者选择上吊作为自杀手段，应该说也有传统的影响。在日本古代，只有武士阶层才可以选择切腹自杀，平民自杀只能是上吊。
然而，仅仅从传统角度解释，仍然无法完全说明日本自杀率高的原因。社会的压力无疑是日本自杀现象的催化剂。
由于资源短缺，日本维持发达国家地位的主要因素，就落在“人”的身上。根据不同国家的员工实际工作时间统计，在日本，职工的工作压力普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被认为是日本自杀率较高的重要原因。同时，近年来日本高龄者自杀数量激增。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日本自杀人群的年龄分布表明，自杀者中人数最集中的群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对日本职工阶层来说，对他们威胁更大的是过劳死而不是自杀。以2007年为例，日本33，093名自杀者中，有12，107名是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数的36.6%。
从日本政府的统计结果看，这种老年人自杀激增的现象，是伴随着小泉政府执政而逐年递增的。小泉执政的第一年（2001年），自杀者约为31，500人，此后逐年增加，到他执政的第五年（2005年）达到顶峰的37，500人以上，2006年自杀人数有所下降，而2007年再次攀升。
据分析，这与小泉政府奉行削减老年人福利的政策，使大批高龄者感到生活无望有关。小泉在担任日本首相后，力主进行“改革”，其中三项措施对高龄和准高龄人群的打击最大，第一项是将退休者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0岁强行推后到65岁，这迫使60岁以后的老年人仍然要自行为生活至少奔波劳动五年；第二项是取消日本传统的“配偶补贴” – 日本传统社会男性在外工作，女性执家，因此为了满足女性配偶的生活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津贴，到小泉执政后，这个政策被终止，小泉政府称目的在于“促使女性出来工作”。然而，日本很多高龄者的妻子也是准高龄者，在社会上难以找到合适工作，增加了这样家庭的负担。第三项是提高医疗保险的个人负担部分，并严格审查高龄者的诊疗费用使用情况。
面对这种让日本社会福利“伤筋动骨”的改变，日本记者曾询问小泉的感想，小泉的回答是 – “人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人生がいろいろ）”，尽显冷酷之态。
因此，小泉任期内高龄者自杀数量不断增加，带动整个自杀曲线攀高。2006年他的离任，曾让很多人心生期望，但安倍，福田两届政府的政策并无大的改变，使若干人群倍感失望，自杀曲线也重新恢复了向上的趋势。
作为在日的中国人，笔者的看法是除了这两条原因以外，日本社会的普遍冷漠，日本人的传统生活习惯，也可算得上日本自杀率高的大背景。
日本人普遍的社会关系与中国不同。按照日本法律，子女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所以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淡漠，通常不住在一起，甚至常年不相往来。而日本社会奉行两性分工习惯，即男性全身心投入工作，女性全身心投入家庭生活。这种情况下，对很多日本男人来说，由于工作疲惫，常常回家倒头就睡，不但缺乏与妻子的交流，而且完全不做家务。这样，夫妻之间的关系往往尚不及公司同事之间紧密。而日本社会中，很少有中国通常被称作“铁哥们儿”的友谊，日本人即便是朋友之间也从不借钱，习惯“不给别人添麻烦”。除了喝醉酒以外，以在朋友面前表现出真实的喜怒哀乐为耻。
在日本生活，可以感到日本人与中国人有一个极大区别，那就是中国人普遍外向，好奇，仪态轻松，而日本人普遍内向，封闭，一切行为都在随时遵守无形的规则。
这样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善于忍耐，循规蹈矩的作风。但是，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也容易养成过于内向的性格，并因为压力无处宣泄而产生心理问题，他们一旦生活中出现危机往往怯于寻求帮助而自杀了事。以文章开头谈到的浅田为例，选择在自己家中自杀，反映了他和很多日本自杀者一样极端内向的心理倾向，而为其验尸的古贺医务警官表示，浅田是认为自己身体状况日益低落，工作困难无法按期偿还债务而自杀的。然而，他并无器质性的病变，欠债总数也并非无法偿还。假如有人能够在他自杀前与他谈谈心，大概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而浅田这样的自杀者在日本可算颇为典型。
日本政府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2007年，日本提出减少自杀现象的政府承诺，试图通过增加心理辅导人员，监控自杀多发地区等方法，在七年内将日本的自杀现象减少五分之一。而日本也有很多NPO组织，如日本自杀防止协会等在积极工作，尽力减轻这一问题。不过，日本有识之士普遍的看法是防止自杀率的继续攀升，改善社会环境才是治标治本的根本之道。